同时，就政策方案的合理性而言，听证这样一种参与模式的证成效力是有限的。

基本权利对社会公权力主体直接效力的立法受比例原则和禁止保护不足原则的双重约束，意味着制定基本权利对社会公权力主体直接效力的立法必须综合考量对相对方保护的底线与限制社会公权力的界限，实现两者利益保护的平衡。从这一意义分析，最高人民法院2016年6月28日印发的《人民法院民事裁判文书制作规范》关于民事裁判文书不得引用宪法……作为裁判依据，但其体现的原则和精神可以在说理部分予以阐述的规定尚待改进。

[22]也就是说，基本权利对私主体有直接效力这一实体规则在先，才引出了法院在程序上将基本权利条款适用于私人。分歧在于，批评者认为这种力量差应当归结为权利，将二者视作平等关系。从原初意义分析，基本权利是个体防御和抗衡国家公权力侵犯的权利。2.约束社会公权力主体的基本权利范围：类型化处理 社会公权力主体的身份具有双重性。国家保护义务基本权利间接效力说是在批判客观价值秩序基本权利间接效力说基础上确立的理论。

当私人间因存在国家行为因素而适用基本权利时，私人关系已经非属于纯粹的私人关系。私主体关系中如果存在国家权力因素，自然可以依据国家行为理论去解决。罗伯特•塞德曼(Robert B. Seidman)、安•塞德曼(Ann Seidman)夫妇主张，如果立法者想让制定的规则成功地影响被监管者的行为，那么好的立法应当对他们的行为有一定的理解。

社会环境也是一种生产性的塑造机制。在生活的构成层面，社会关系的展开因守法而有序，各级政府能依法运行，党和国家政权结构的存在和运行是一种守法实践。相反地，如果人们相信法不责众，那么其不按法律规则行事的动机会得到加强。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在深化全面依法治国的实践方面进一步提出，全面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的一场深刻革命，必须厉行法治，推进实现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

本文在此仅根据实践中已经出现的问题，做一个抛砖引玉式的论述。[9]各国普遍存在的强力执法可被视为这种理论的实践。

借用弗兰西斯•培根曾说过的话，不公的裁判所造成的严重损害，不在于具体的不正义，而在于其将水源都败坏了。大量现实现象表明，对于守法应然性的认知并不能很好地解释实践中的诸多现象。这种指引功能的发挥，需要法律具备一些基本特性： 其一，规则体系的可见性。对此，我们应该注意到在全民守法和三位一体建设之间存在着内在关系。

其次，法律的教化还需要有大众化的维度。虽然并不是受教育程度越高法律知识就越多，但受教育水平影响着人们学习的能力。[33]这就对法律的教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方面，法律当局有必要去关注人们对于正义、是非对错、权利义务的具体看法与反应，以免提出不切实际或不具备合理性的法律义务要求。要弄清楚守法的内涵，有许多值得厘清的问题：是不是立法、执法、司法足够好，就可以实现全社会的普遍尊法守法？是不是法律知识增多、道德水平高，就必然产生守法？守法是否仅仅是规则适用的结果，抑或仅仅是人们应对外部环境的一种行为反应？守法社会的核心究竟是什么？ 对守法的认识，首先不能停留在道德、伦理的应然性论证上。

[5]张文显主编：《法理学》(第4版)，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203页。这种认知使很多人在潜意识里相信裁判规则都是可以协商的，因此在司法审判中出现了很多意想不到的干扰，例如媒体的、律师的、当事人方的刻意引导舆论等等。

[31]换言之，法律作为一种抽象的认知存在，人们并不能自动地将其与自己的生活世界发生有效连接。司法裁判的功能不止于在具体案件中定纷止争，还包括通过裁判活动使人们习得关于正确行动的准则。

最后发现，相比其他没有贴上述提示的楼层，在该楼层住过的住客大比例地重复使用毛巾。总之，可行性决定着法律执行的成本、接受和遵守的成本。守法社会建设所面向的是个人、群体、组织三个主体以及社会、政府和国家三个层面，因此，本文的研究很大程度上是对这种内在关系的回应，是系统发展守法社会建设的理论和实践的一个初步尝试。获得法律知识的方式和途径可以有很多，甚至无法穷尽，但是我们可以显著地看到那些造成知识获取不均衡或不充分的关键因素： 其一，受教育水平。而一个失败的立法如果仍然要求民众的遵从，本身就是一个悖论所在。法律系统若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实践存在较大距离，则往往导致法律不能被有效翻译、传播和接受，甚至引发人类学家所说的法律的语言混乱后果。

它还是一种内生性的东西，有着自我生成、自我演化的能力和机制。从理论上讲，认同意味着在思想感情上的主动接受，从而内化为一种生活方式与生存样式。

[12]例如，当纳税人相信绝大多数其他人都依法纳税时，他的守法动机会明显提高。接着，这个团队把实验延续到一家旅店，在其某个楼层所有房间的浴室里都贴上了如下提示：90%住过这个房间的旅客选择了重复使用毛巾。

在当前以及未来，需要发展全新的守法认识论、守法研究和守法实践。笔者认为，社会系统中存在三个关键性的功能机制，构成了守法的宏观环境与条件。

【参考文献】 {1}［荷兰］刘本：发展背景下的污染监管：中国的立法、守法、执法状况及与其他国家的比较研究，《洪范评论》(第9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7年版。[32]参见赵天宝：中国普法三十年(1986-2016)的困顿与超越，《环球法律评论》2017年第4期，第60-69页。守法需要的资源包括必要的资金、人员甚至技术。在这个过程中，违规已经从一种孤立的、外在的、客观性的行动，发展演化为一种系统性、内在化的社会文化心理，因此变得难以被打破，难以被改变。

还要注意到的是，三个维度、七个要素的提出，是面向实践的一种理论概括和探索，这个体系本身并不是排他性的。例如，创新性的法治教育机制能够兼顾主体性的视角，考察知识的传播何以有效，以及在知识背后如何获得正确的价值理念，如何激发民众的认同等。

其五，既有的研究已经针对某些特定群体、特定行为或在特定领域中触及守法有关的议题，但从社会建设的角度来看，有必要将守法的探讨从社会局部拓展到对一般性社会形态的研究，进而发展出关于守法社会的一般性、整体性的认识和理解。[26]参见［英］培根：论司法，《培根论说文集》，水天同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93页。

但是国外的研究，特别是欧美等发达经济体中有关守法的研究，是立基于西方的法治传统、治理模式和特定的社会结构，因此很多研究的假设和结论并不能直接照搬来解释中国构建守法社会的实际问题。2.资源 除了认知水平，守法的行动选择还受制于行动者执行规则的能力。

其四，行动者在守法中的主体性、自主性和能动性。相反，它是能动的，具有建构性。本文提出的守法建设的三个维度、七个要素，既是一种分析的视角，也是一种实践的思路。[4] 诸多的观察和经验研究都提醒我们：守法不只是一个法律事实、一种结果，它也是一种社会行动的逻辑，具有观念和意识层面的维度，并且还包括行为选择与日常实践的维度。

七个要素其实就是七个关键连接点，由它们所延展出去的是无数实践中的要点、细节(包括陷阱和误区)。可见性首先强调法律规定是清晰、可被理解、没有歧义或矛盾的。

当前，党和国家提出了增强全社会厉行法治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这一具体目标，然而路在何方？守法建设或许能就此给出一些可能：当我们从对待守法作为一种义务拓展到研究守法行为生成的内在逻辑，从研究守法的被动状态(即回答为什么出现与法律相一致/相违背的情形)拓展到研究守法的积极状态(即回答如何可能促成积极守法)，就有可能把握住秩序生成的一些关键机制和环节，通过激发行动的自主性和自觉性，以较少的成本实现法律的预期目标。[47]当然，政治环境也能够显著地影响守法。

相对应的，改革执法方式、提升执法质量成为党和国家的重点要求。[23]参见注[11]，汤姆•R•泰勒书，第7-11页。